触目惊心!湖北现农村老人自杀潮在当地被视作正常

湖北京山县,69岁老人林木文一边在火盆里为自己烧纸钱,一边喝下半瓶农药。“他怕将来死了,孩子连纸钱都不给买。”一名村民说。当地老人中,流传一种说法:药儿子(喝农药)、绳儿子(上吊)、水儿子(投水)都比亲儿子可靠。

触目惊心!湖北现农村老人自杀潮在当地被视作正常

一位老人要自杀,怕子女不埋他,自己挖个坑,躺在里面边喝药边扒土。年轻时“死奔”,给孩子盖房、娶媳妇、看孩子,“被榨干所有价值后,老人就变得好像一无是处,只能等死。

林木文沐浴之后,换上一身干净的衣服。这个69岁的老人坐在堂屋中间,一边在火盆里为自己烧纸钱,一边喝下半瓶农药。纸钱烧了一半,老人躺在地上不省人事。

“他很久以前就开始计划自杀了。”刘燕舞后来听说。待人们发现时,林木文已经没有了呼吸。在这个距湖北武汉不到100公里的村庄里,村民猜测老人自杀的原因是与儿媳妇失和。“他怕将来死了,孩子连纸钱都不给买。”一名村民对刘燕舞说,“这样死,还‘体面’些。”

那是2008年,刘燕舞所在的研究团队在湖北省京山县进行田野调查。当问到村庄里有没有老年人非正常死亡的现象时,得到最多的回答竟然是:“我们这里就没有老年人正常死亡的。”

这也成为刘燕舞研究农村老人自杀现象的开端。6年来,武汉大学社会学系讲师、同时也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《农村老年人自杀的社会学研究》项目主持人的刘燕舞走进湖北、山东、江苏、山西、河南、贵州等11个省份的40多个村庄。他发现,林木文的悲剧不是个案,农村老人的自杀现象“已经严重到触目惊心的地步”。

他用驻村400多天的调查数据,画出了一条“农村老年人自杀率”的曲线:从1990年开始,中国农村老年人自杀率大幅上升,并保持在高位。与之形成巨大反差的是,不久前香港大学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称,近10多年来中国自杀率陡降一半,“跌至世界最低行列”,每10万人自杀人口不足10例。

“中国的自杀率总体上是在下降的。”刘燕舞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,然后换了一种沉重的语气说,“但是,农村老人却越来越难以摆脱这条(自杀的)路,这或许是他们稀释和消化现代老龄化社会痛苦的特有方式。”

比起亲儿子,药儿子(喝农药)、绳儿子(上吊)、水儿子(投水)更可靠

林木文的死,并没有在老人生活了一辈子的村庄激起多少波澜。甚至,老人曾当过村支部书记的儿子,也没有像刘燕舞以为的那样责怪妻子,而是“很坦然”:“人总是要与活人过的,难道还与死人过日子不成?”

刘燕舞说,自杀在当地被视作正常、甚至合理的事。村民们觉得犯不着议论并得罪他的儿子,“死了的也就死了”。

不仅是普通村民,乡村医生对待自杀的态度往往和村民一样,“将其看作正常化的死亡”。特别是当老人得了疾病又“磨不过”,选择自杀,乡村医生“都不觉得这是自杀”。

这让刘燕舞一行人震惊不已。“越是平静,越是让人不寒而栗。”刘燕舞的师兄杨华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。他们刚开始访谈老人自杀案例时,往往气愤得不行。一次访谈一个老太太,3天后老太太和媳妇吵架自杀身亡。学生们参加了老人的葬礼,眼睛死死盯着谈笑风生的老人的家人。

倒是老人比这群年轻人看得开。“我们这儿的老人都有三个儿子。”一个柴姓老人乐呵呵地告诉满是疑惑的刘燕舞,“药儿子(喝农药)、绳儿子(上吊)、水儿子(投水),这三个儿子最可靠。”

实际上,老柴还有两个让他“引以为傲”的儿子。大儿子在镇上工作,小儿子在外打工,一个在镇上有楼房,一个在村里盖了楼房。但是7年来,老柴一直和腿脚不便的妻子住在逢雨便漏、倾斜得随时可能坍塌的土坯房里。

与刘燕舞一起调研的,还有另外40来个师生,他们分成10个小队,驻扎在湖北京山县10个不同的村子里。他们都是来自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的老师和博士生。

在京山调查的半个月里,有村子又发生3起老人自杀事件。经统计,各村去世的老人中,死于自杀的比率高得惊人,“至少30%,还是保守估计”。

刘燕舞慢慢发现,林木文的死,并不算严重或者惨烈。在过去6年的调研里,他听到的故事“超乎自己的想象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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