红塔集团原董事长，曾经是中国有名的“中国烟草大王”。一手将红塔集团建成大型企业

从玉溪前往嘎洒镇的新公路被一根路障生生拦住。两个月前，下雨导致地基塌方，至今禁止通行。我们的汽车不得已另择土路进山。路的一边是山崖，树木葱郁，山下偶尔能看到成片的甘蔗田、零星的香蕉树和小块的梯田。在日光下，蓄着水的梯田折射出忽明忽暗的光泽。此间风景不恶。

这是云南哀牢山脉的一段，上世纪的“烟王”褚时健这些年就在这大山深处埋首创办属于自己的实业。这一次，他没有制烟，而是种橙。制烟曾经让褚时健的事业如日中天，但并没有给他带来财富;而种橙，却让85岁的他成了亿万富翁。

“心里不平衡”

我们乘坐的汽车如舟行波上，起起伏伏，恰如我的思绪——如果不是1999年的那场“世纪审判”，这位王石最崇敬的企业界大佬，现在一定是在某处颐养天年，而不会以如此高龄还在玉溪市和山中果园间两头奔走。

1979年 10月，褚时健出任玉溪卷烟厂厂长。此后的18年的时间里，褚时健带领团队将这个陷入亏损的小烟厂打造成亚洲最大的烟厂，为国家创造利税991亿元。在他 最得意的时候，求他写条子批烟的人络绎不绝，在退休前，由于“经济问题”褚时健被判无期徒刑，此前，女儿在狱中自杀，那时他已经71岁了。当时，作为云南 红塔集团的一把手，褚时健的工资水平仅相当于烟厂一个普通工人的工资，18年的工资收入总共不过60多万元。“富庙里的穷方丈”身陷囹圄，在当时成为一件 让人瞩目的大事。讥讽者有之，叹息者有之，而为之抱不平者亦不乏其人。几年后，褚时健因为罹患糖尿病，于2002年得以保外就医，从此在哀牢山中种橙至 今。

在 山中转了一个多小时，我们终于到嘎洒镇。这是一个以傣族为主要居民的小镇，一条小河将小镇剖成两半。由于是冬天，一节一节阶梯状的河床裸露出来。当地人对 桥上的我们说，这不算是河，在雨季，山洪暴发的时候，用来泄洪用的，如果没有这个，腰街早就被泥石流冲走了。山里的农民遇到泥石流就比较麻烦，有的人连房 舍都被毁掉了。不过，带着一双手跑到山里种橙子，日子又变得好过了。“是给褚时健种橙子吗?”我们问，当地人点点头：“褚时健提供住的地方。”

在嘎洒匆匆饱餐一顿后，又在山里走了近半个小时，车终于驶入了一个布满橙树的山头，空气飘着淡淡肥料的臭味，经过了一座厂房建筑后，车停在一幢黄色的二层小楼前，这是褚时健的家，也是他在山中的办公场所。门前蹲着两尊石狮，几只公鸡在石狮脚下走来走去。

身 着米灰色套头衫、外面罩一件黑色马甲的褚时健缓缓走向我们，笑着和大家一一握手，然后招呼我们吃橙子。“褚橙”的确口感非凡，我们一行人都认为这是自己吃 过的最好吃的橙子。一张矮桌，四条长凳，褚时健坐在桌边，吸着玉溪烟，操着浓重的玉溪方言，一开口便说：“我们的橙子分成三个等级，特级品10块钱一公斤 出货，市场上卖10多块一斤，供不应求。”

我 们问：“当初为什么想起来承包果园呢?”褚时健低下头，想了想说：“心里不平衡，现在的国企老总一年收入几百万、上千万，我也不想晚年过得太穷困。另外， 我70多岁出监狱，总得找点事做，让生活充实点。”这句话，在一个小时后，他又重复了一遍。说话时，褚时健的脸上挂着一丝淡淡的微笑，眼睛则少有笑意。这 丝微笑，就那样不深不浅地挂着，像是劫波之后面对外界的某种展示。

指 着桌上的橙子，褚时健有些得意，跟我们历数起这些年如何一年解决一个问题，改良了土壤结构，发明了独特的混合农家肥，解决了灌溉问题、病虫害问题、口感， 等等。市场反映，“褚橙”的口感已经不在进口的美国新奇士之下，甚至比口感略酸的进口橙更迎合中国人的口味。今年他要让橙子的色泽更鲜艳、手感更平滑。9 年辛劳，2400亩从湖南引入的普通橙树在哀牢山中脱胎换骨。

我 说，这是“微笑曲线”的一端——研发，褚时健点头表示同意。“另一端是市场吧，那个不用操心，把品质做好最重要，市场会求着你的。刚种橙子的时候，不懂技 术，出了很多问题，像第一个收获期，那么多树才收了14吨，那倒是让我睡不着觉的。”褚时健做香烟的时候，技术上也是零基础，从头摸索跟技术员反复讨论， 一点一点解决问题，种橙子亦如是，单肥料的配比就反复试验了无数次。